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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高等学堂，即四川省城高等学堂，起始于1896年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。就在四川中西学堂正在走上正轨的时候，1901年和1903年，清政府参照西方标准分别发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，开始推行高等教育学制改革。根据1901年11与15日清廷“饬各省速办学堂”的指示，时任四川总督的奎俊积极筹备在成都建立大学堂；1901年，时任四川总督奎俊上奏清廷，提出仿京师大学堂组建四川通省大学堂，清廷于1902年同意办四川大学堂。1902年，由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、锦江书院合并创建四川通省大学堂，后朝廷又规定除京师大学堂外，各省一律称“高等学堂”，于是年底改名为“四川省城高等学堂”，进士出身的翰林编修胡峻被推举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首任校长（时称总理）。
1912年，教育家蔡元培担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，颁发了《大学令》、《大学教育规程》等一系列教育法令，史称“壬子学制”，四川高等学堂改名为四川官立高等学校，后历经百余年，逐步发展为今天的四川大学。
知名校友：朱德、徐堪、李劼人、郭沫若、曾琦、李璜
在1910年6月，一艘从温哥华岛到上海的巨轮上，有一位年轻人。遥远的海途给人的感觉是新奇混杂着恐惧，他在信中写道：
“船在黑夜中上下颠簸着，有时似乎就要沉入海底。我龟缩在黄色的帐帘之后，面对那清晨的曙光，从未感到如此安全。很早以前我就将生命托给了上帝。‘在海洋的摇篮里颠簸’似乎很真实。
最后我听到的是巨大的‘汤巴’号轮船心脏发出的震动声和甲板上传来的报时钟声，那钟声就像我们的祈祷。雨点打在小圆窗上，我好奇地透过窗帘，看到低低的云层在清晨把我的视野变得很小。船头在巨浪中前进，溅起的水花落在甲板上，身后留下一到泡沫。”
这个年轻人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化学助教路德那爱德（Luther Knight），时年31岁的他，当时已经从美国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以化学和矿物学的双学位毕业，又在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理科硕士学位，毕业时还有着哲学博士候选人的身份。
而此时，他受聘于四川高等学堂（四川大学前身），出任化学和算学教授，将去往遥远的中国任教。他通过俄勒冈，到西雅图，再到温哥华岛，最后取道日本，到达上海，来到中国。
随着那爱德一起漂洋过海的，还有一部4英寸×5英寸的照相机，早在他15岁生日时，父亲劳埃德奈特就送给他一部照相机作为礼物，摄影是他的嗜好之一，拿到相机的当天，那爱德就为父亲拍摄了生平第一幅肖像照。
那爱德是个充满冒险精神的年轻人，他写道：“我小时候想做两件事：一是从中国长城上捡一块石头，一是从胡夫金字塔上取一块石头。”
成都，成都
经过几十天的航行，那爱德到达上海。他原只想在上海逗留几天，但因洪水受阻，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。初到中国，他就发现这里处处是机会，“这里的男人工作一天只挣10-20分钱，而且用这点钱可以过得很舒适，在美国的穷人劳动一天都能挣75美分至1.75美元。这里的阶级划分是很明显，财富也是巨大的，机会也很多。”
但他的目标终究是成都，不久，那爱德溯长江而行，一路观看风景，参观古迹，并拍摄照片，他拍下南京的明故宫废墟：午门只剩三个极大的门洞，其上长满荒草；明孝陵也荒草丛生，景象凋敝；江南贡院的考棚上白灰皮处处脱落，只留下“日字号”的砖匾。他还拍摄了在三峡中行驶的木船，一艘艘挂着饱满的船帆，个头并不大，却灵活好用。
1910年10月，那爱德终于踏上了成都的土地，在新签订的中文合同上，那爱德受聘为四川高等学堂的化学兼算学教师。
他先后担任了数学、地质及矿物学、化学课程教习，用西方最新教学内容和方法讲授，每周学时高达26课时，这也让他的工资水涨船高——学堂每个月发给他300块银元，这是相当高的薪酬，因为当时普通的中国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只需一个银元。
他很快喜欢上成都这个气候宜人的小城，这里有丰富的物产、优美的庭院和美丽的乡村。成都的另一个优点是周围山峦环绕，走不了多远就可以进入相当原始的大山，而那爱德对于打猎和美景都很有兴趣。
夏天如果太热，他就去山区。每到假期，他常常在野外游荡，踏着积雪攀上11000英尺（约3352米）高的山峰，去山谷里打猎。
他还在距成都一百多公里外的瓦屋山攀登过早期的冰山，“夜晚就住在一座空庙里，被里面的木雕神像注视着”。野牛在清晨走过门前，他的枪声多次穿过峡谷，响彻云霄。他称：“此山的夏天一定像天堂一样美。”
在给姐姐的信中，那爱德充满怀念地回忆山中生活：
“这里的山色真叫人喜不自禁，站在高高的山巅，展望广阔的、难以攀登的雪原风光和冰川河谷，你眼前是一种无可比拟、难以名状的美。射猎黑熊、鹿群和其他野兽的乐趣让人印象深刻。在中国西部，我见过成千上万的鸭子，还有野牛、鹿和成群的野羊。”
他还走入普通四川人的生活，并拍下他们。课余闲暇，那爱德记录了很多中下阶层普通市民的生活。
在川人俗称的“赶场天”（赶集日），他拍下了青龙场喧闹的集市，人们袖着手观望着这个美国人。身边是集市的小吃摊、理发店、买灯芯的幼童举着比自己还高的灯草，降霜后的大白萝卜在院子里排了长长的一大溜。
他拍下成都近郊水稻插秧的情景，还有背柴的妇女在途中歇脚的情景，她们都是天足（未缠裹之天然足）。
他的照片中有村间农舍：茅草屋顶和白色墙壁，稀稀拉拉的竹竿篱笆，门前菜地长着茂盛的蔬菜；也有泥巴砌的屋子，厚厚的茅草顶，映衬在高大的桉树林和竹丛之间，亦不显落拓。
他拍过成都北部的彭州龙兴寺塔，这是一座高34米的十七层正方形砖塔，始建于唐代，明弘治年发生地震，塔的东北一角坍塌，仅余四分之一塔身仍然耸立。
他拍过藏区大群的牦牛、浩浩荡荡的岷江的拐弯处，成都西郊的青羊宫和二仙庵……川康茶道、都江堰的二王庙、岷江上游放木筏运输木头的人……
他疾步于古老的山谷，行走在平原、高原，越高山、涉河流，最后进入那肥沃的农田——青翠碧绿的田野时，农民们在如画的田间作业中突然停下来，观看那爱德和他的苦力队从身边经过。
那爱德说，在那一刹那感到时间流逝的伟力，“围绕着他们的时间沙漏似乎已转动了千万次。他们继承了父辈的东西，也许在路边就是他们先辈的愤怒——那简陋的泥草房、竹林、院子，生活的故事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。我坐在人的肩上闯进这座古都的城墙，有多少人曾进入这些高大的城门？”
工作之余，他除了摄影，还为国外媒体撰稿、收集植物种子和动物标本。他为《芝加哥论坛》《高地之星》《那布拉斯加》杂志和一家西雅图报纸写文章。他说“我在这儿掌握的素材是很棒的”。
地质调研
1911年夏季，那爱德受清政府邀请，参与到四川西部和甘孜、阿坝藏区的地质调研工作。对于那爱德，这无疑是份令人兴奋的工作。那爱德热爱野外旅行，“喜欢聆听经过山崖断裂处和经过山顶时发出的声音”，他的计划很浪漫：花大量时间等候山间下雾、绵绵细雨后美丽的彩虹、落日和彩云，“这时候用来摄影最好不过了”。
100年前的川西，还是一片封闭的原始状态。那爱德带了一支由挑夫和保镖组成的十几人的队伍，浩浩荡荡乘轿进入了高原地区。他第一次看到肤色像黄铜一样、头发又黑又直立的藏族人。
在这里，那爱德拍下了表情严肃的活佛、衣衫褴褛的赶路藏人，还有披挂了一身货物的康巴父子。他的照片中藏族人大部分属于康巴人和嘉绒人，照片中反映了他们最原始的生活状态。
那爱德还一路考察地质矿产，带回了煤、铜、铬、银等矿石，采集到野鸡、野山羊、岩鸽等动物标本，有的标本此后还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。
他走过茶马古道，路过运送茶叶的马帮，并用相机为背夫和马帮留下照片，照片中背夫们把丁字拐顶在厚重的茶包下，好让双肩短暂地休息。
高过头的茶包将被运到藏区，背夫们头上搁着遮阳的大斗笠，投下的阴影挡住了面容。古道边是高耸的裸露山体，杂草曝晒在正午的阳光下，在这些古老的山谷中，“时间的沙漏似乎已经翻转过千百次了”。
这次考察中，他还经过叠溪古镇，并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叠溪镇的全景照片。这里后来在1933年7.5级大地震中形成了堰塞湖——叠溪海子。
目睹政局之变
待到他再次回校，成都却正在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1911年8月20日，他给姐姐尤雯塔的信中写道：“目前，中国形势很不稳定，它与日本的改革不同，（当时的）中国像一座腐朽的旧房，如果无事可做，我将离开这里。”
但他最终没有离开，或许因为新的局面吸引了他，他写道：“伟大的变化到来了，（1911年）11月25日星期六晚上，四川省变得平静下来。现在各省都独立了……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和平，但一切像石头扔进水中，波浪很快就会泛起。”
辛亥革命后，“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”。成都皇城内，老百姓欢庆清王朝的灭亡。
身处巨大社会变革的现场，那爱德“认为在这里能亲眼目睹一些发生的事情也是相当有趣的……”。他举着相机，满城拍摄“大汉四川军政府”（辛亥革命期间的过渡性地方政府）成立的庆典活动这历史性的一天，他的镜头里有参加就职仪式的新总督和副总督；有前来参观的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；他也拍下聚集在成都皇城，还在买卖蔬菜、旁观局势的群众。
在给姐姐的信中，他写下自己的观察：“随着清王朝的灭亡，一个新的中国诞生了。那天，人们剪了辫子，把头发剪成外国发式，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，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……他们用骄傲而蔑视的眼光来回味过去，摈弃旧东西，眼神中充满挑战的自豪。”
由于此后局势不稳定，出于安全起见，1912年1月，那爱德和同事们离开成都前往上海。一路上，那爱德始终保持着审慎和理智的态度。
在宜昌，他告别了几位爱喝酒又不会说汉语的同事，继续前往上海。留下来的人冒险地踏上了返程，结果不幸撞上了土匪，一人当场被杀，其他人受了伤。
戛然而止的人生
1912年9月，在上海担任了半年专职摄影师后，那爱德还是选择回到了成都，继续在四川省高等学堂的学府里教授化学、地质和矿物学。
那爱德打算在这里教最后一个学期，他计划在1913年的学年结束后暂时离开中国，然后在回美国的途中先到中东、埃及、巴黎和伦敦，通过展出照片，向世界介绍中国。
他还打算靠摄影师或大学教授的工作来过定居中国的稳定生活。可惜，这些计划和梦想，对那爱德来讲，都没来得及实现。
1913年1月，一次旅行之后，他给姐姐的信中写道：“我其他时间也是在山里渡过的，我回来足足走了16天，由此你可以看出我身体多么结实。”但一直来往不断的信件到这里戛然而止。
那爱德的姐姐于1913年4月22日收到托马斯托兰斯牧师的一封信，信中说那爱德重病，最后辞世。
事实上，1913年4月，那爱德带领学生前往成都附近的彭水县白水河铜矿冶炼厂考察，在这次考察中，那爱德染上了斑疹伤寒。在没有抗生素的100年前，由此引发的肺炎无疑是一种绝症。那爱德在成都福音堂医院猝然离世，年仅33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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